到了十月中旬的時候，終於在得到俄國鉅額的賠款後，英國兌現了支付大清1000萬英鎊的承諾。坦率的說，英國人經過這次中英緬甸戰爭之後，對中國人是恨之入骨。關緒清手握1000萬英鎊卻買不到英國任何東西，這不由使他非常的頭疼，但是用英鎊去買德國、美國的貨物肯定會被他們賺取相當多的差額。所以大清的貨幣改革迫在眉睫。
可是要實現貨幣的改革還是相當困難的，因爲如今各地督撫都通過“火耗”、“厘金”賺取老百姓的錢，填滿自己的腰包。所以貨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損害了各地督撫的利益。
“火耗”起源於明代萬曆年間，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後，賦稅普遍徵銀，百姓所繳的銀子由於納稅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塊的碎銀爲主，各州縣衙府彙總上繳國庫時，要將碎銀熔鍊成大塊，在碎銀熔鍊過程中發生的損耗，州縣官吏要求百姓補足，於是在應繳稅銀之外，納稅人還要多繳一些，這多繳的部分就叫“火耗”，用來補償熔鍊碎銀損耗和運輸費用。
按照碎銀熔鍊損耗規律，一般損耗率在1左右，而州縣官吏卻大肆多徵，每兩加耗到二三錢，附加稅達到正稅的20，有時更高。清初，徵收火耗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年間各省徵收火耗一般省份達到30％。
至於厘金，則是另外一樣害民的東西。厘金起源於咸豐於江北大營籌措鎮壓太平軍地軍餉。當時清廷根本沒有多餘錢支付軍費，而清朝早在順治年間就定下“永不加賦”的鐵律。
於是當時朝廷官員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設局勸捐。說是捐款，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加賦。
全國局卡總數有二千二百三十六處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濫。釐局差得一釐差，每年可獲萬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場中竟有謂“署一年州縣缺，不及當一年釐局差”之語。
而在同一地區不但捐局系統龐雜，而且釐捐名目繁多。以江北爲例。‘抽’捐機構有江北糧臺、江南糧臺、漕河總督和袁甲三軍營四個系統，由揚州至淮安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釐卡；蘇州至崑山不過五十餘里，竟有四處收釐卡。
捐務名目各有指捐、借捐、畝捐、房捐、鋪捐、船捐、鹽捐、米捐、餉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釐捐、活釐捐、草捐、蘆‘蕩’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軍營各自爲了爭奪餉源，還發生越境設卡‘抽’釐的糾紛。
釐捐如此繁重，既阻礙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產發展。同時。由於厘金中商稅完全出自華商而不及外商，所以這一制度阻礙着土貨市場上的流通，有利於外國洋貨的傾銷，從而加強了洋貨對土貨的競爭能力。
改變了貨幣制度之後，如果不再用銀子作爲主要流通的貨幣，那麼火耗就沒有了。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可是卻讓各地督撫少了一個抓錢的工具。
對這些當官的的確是個不小的打擊，清朝本來對朝廷官員的俸祿就給的比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樣的民間說法，可見在其他地方官員的**。如果沒有其他政策相應出臺，而貿然退出更改貨幣制度的話，真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亂’子，所以關緒清還是決定在退出貨幣政策的同時給全國公務員加薪！而厘金則直接取消。
關緒清用了一個看上去非常簡單明瞭的辦法，大清銀行退出紙幣十銀元、二十銀元、五十銀元、一百銀行、五百銀元、一千銀元。
百姓可以用銀子去各地大清銀行兌換紙幣，兌換比例按照一兩銀子兌換十銀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銅板同樣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幣。
由於百姓去大清銀行兌換紙幣時有許多碎銀子，關緒清按照一分銀子九分鉛的比例製造出一元的硬幣。
有了英國的1000萬英鎊作爲外匯儲備，幣制改革也相當的成功。有了新的幣制，國內就可以形成單一貨幣的流通市場，不用像以前，這個省用毫洋，那個省用半開、銀角子。統一的貨幣對商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將國內市場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國家掌握了貨幣的發行權，對於國家經濟的調節能力也就更強了。
國家推出了紙幣，百姓都用紙幣‘交’稅，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錢了。這條政策出臺之後，引起了全國百姓的共鳴，各省的大清銀行都出現了擠兌的情況。一夜之間各省銀行內銀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紙幣一時之間都在全國風靡地流動開了。
不過當時的傳播渠道實在太過單一，初了衙‘門’口的告示，各種報紙之外。並沒有廣播、更沒有電視，許多鄉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紙幣這樣的事情，仍然使用銀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兩銀子兌換十銀元紙幣，被同鄉用十兩銀子兌換十銀元。
在部分地方也鬧出了一點事情，不過總體來說這次貨物改革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百姓也看到了政fǔ在爲他們辦實事，有的時候百姓是很容易滿足的。
在當時來講，只要吃的飽，穿的暖就沒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關緒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個世界！！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固有的社會意識形態總
簡而言之，就是民心決定改革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吉田鬆‘陰’、長井雅樂、高衫晉作等人已經爲日本民衆作了十幾年的思想準備，更遠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傳了一百多年的“蘭”學，日本德川幕府雖然也以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而文明，但他們又異常地提倡荷蘭人帶進來的西方知識，日本的士族階層紛紛用荷蘭語來研討歐洲近代的天文，地理，醫學等新興學科，並由此瞭解到西方世界的發展，這就無怪於明治維新水到渠成。
反觀中國歷史上的戊戌變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識的只是上層的那一小撮人，還不具有統治地位，而民衆仍然是懵懂無知，也就無怪於像鬧劇一般，只維持了百天便慘淡收場。
後來的辛革命也是一樣，從魯迅的《阿Q正傳》等文學中就不難看出，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沒有能夠改變中國。
其實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等人都知道社會變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礎的，戌戌變法前，維新黨人也曾在全國各地的草堂講學，《海國圖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書的出版也不可謂不振聾發聵。
但他們錯誤的估計了自己的困難，從後世流傳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論是康有爲、梁啓超還是孫中山等人都有師法日本人的痕跡，而舉凡改革措施也多與日本作比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國多大，日本也許只用民間有識之士十幾年訓導之功，便能幡然覺醒，而中國這般‘春’風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時間，更何況中國是站在封建制度頂峰的國家，中國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
這就更加深了通過文化思‘潮’促進民族覺醒的困難。後世的很多人悲哀的發現，要想在中國掀起像法國大革命前那樣的啓‘蒙’思想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人實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難得齊心，很難有一種東西讓所有人都關注，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中國百姓自覺的覺醒，只有靠戰爭，把他們*到面臨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沒有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八年抗戰、解放戰爭這樣連續數十年的戰爭，也不會有新中國建立時那麼高的人民覺悟。
這就是這個民族所謂的劣根‘性’。
不過，這同樣反映了這個民族地一個優點，那就是對國家的認同，這個數千年文化思想從來沒有出現過斷代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超出任何一個外國人地想象。
在西方國家，很多優秀的人才受聘於其他的國家，有時甚至與自己的祖國爲敵，這在他們眼中是可以原諒地。甚至因爲他們的職業*守而得到讚揚，但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可能發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或許是這個民
關緒清採取地政策與結論略有區別。畢竟，進行那樣一場顛覆‘性’地戰爭，代價實在太大了。關緒清只需要人民都體會到危機感就夠了。真正的覺醒還是靠國家機器推行地教育來完成。
換作其他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都不會像關緒清這樣熱衷於民衆的覺醒。他們永遠把鞏固自己的統治擺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們信奉的經典。
正因爲關緒清特殊的經歷不可複製。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複製的，即便歷史重來一遍，沒有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中國也不可能奇蹟般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