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醫鬧”多是城市無業人員，有相當一部分還是城市周邊農村的中年婦女，且大多屬於一個村或一個地方的人，每次有“業務”的時候，就由一個人牽頭，一個通知一個，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然後在一起相約到醫院鬧事，配合十分默契。
他們平時在醫院門前看似在四處“閒”逛，其實他們並不“閒”，他們在各個診室搜索，四處打聽患者的各種醫療事故信息，當他們從各種醫療事故中嗅到金錢的味道，就馬上和患者家屬聯繫稱自己可以幫助家屬向醫院索要賠償，並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後打着患者家屬的旗號，在醫院上演要求醫院承擔責任的鬧劇。
但是如果你因此小看這些‘職業醫鬧’就大錯特錯了，在他們背後往往有黑惡勢力操縱，屬於有組織有策劃的行動，而且他們到醫院鬧事都有一套十分熟練的流程，一般先是聚集一大羣人衝進醫院，又打又砸，從氣勢上壓倒醫院方，造成恐慌，如果醫院方態度強硬，堅決不肯賠錢，選擇報警，那麼他們就會改變戰術，開始同你耗，不吵不鬧，就坐在門診大廳拉起橫幅同你打持久戰。
這些‘職業醫鬧’熟悉國家相關法律，跟你理論起來一套一套的，他們遊走於法律邊緣，而且很善於藉助社會輿論的力量，患者在醫患糾紛中屬於弱勢羣體，往往在發生醫療事故的時候由於吃了虧又投訴無門因此成爲了“醫鬧”利用的工具，這樣警方在查處這些‘職業醫鬧’的違法行爲時就比較棘手。
段澤濤聽完張揚帆的介紹後，面色凝重道：“‘職業醫鬧’現象應該引起重視！爲什麼會有‘職業醫鬧’啊？！主要是緣於醫患矛盾中雙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現爭執後患者常處於非常弱勢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對稱，患者雖感覺治療有問題，但很難掌握證據，醫院永遠處於主動方，雖然有看似中立的醫療仲裁委員會、事故鑑定委員會、醫學會等等，可由於利益關係，這些部門與醫院走得非常近，很難作出公正的裁決……”。
“正因爲通過正規合法途徑患者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困難重重，處於弱勢的患者纔會想到非制度化的“討說法”途徑，纔會給“職業醫鬧”提供市場！……”。
“我們的醫務工作者真要好好反思一下了，過去我們都把醫生比作“白衣天使”，但在醫療產業化的現實下，爲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醫院卻長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對醫生的崇敬和信任，偏離了自己的職業宗旨，把患者的病痛當成了斂財的良機，不加節制地利用信息不對稱，患者的需求缺乏彈性這些天然優勢，加重患者的負擔和痛苦，這纔給了這些“職業醫鬧”以可乘之機！可以說你們是自食苦果！……”。
那醫院院長和其他陪同的醫院領導都有些汗顏地低下了頭，段澤濤也沒有繼續苛責他們，畢竟提高醫療工作者的職業素養是一項大工程，遠不是他幾句話就能解決的，當務之急還是要解決眼前的這場醫患衝突危機。
此時段澤濤心中已經有了定計，就從容地走下樓梯，大步走到洶涌的人潮前，舌綻春雷般地高聲喊話道：“同志們，請大家安靜一下，我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段澤濤！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我反映，我一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打砸醫院公共設施和醫護人員都是十分嚴重的違法行爲，請大家立刻停止這種不理智的行爲！……”。
“你們剛剛失去了至愛的親人，我非常理解你們的心情，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到位，讓你們受了委屈，在此我代表**部門向你們道歉！但你們現在的行爲只會讓逝者不得安寧，令親者痛，仇者快！請你們不要受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冷靜地想想，這樣做是否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其實那些死者的家屬們本來也不想把事情鬧這麼大，只是出於一時激憤纔打了曹副部長和醫院院長他們，心裡還有些後怕，這時突然跑出一大羣‘熱心人’來，幫他們出謀劃策，說醫院就是‘欺軟怕硬’，要想拿到賠償就別怕事，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他們是受害者，警察也不能拿他們怎麼樣，在這羣‘熱心人’的推波助瀾下，他們才鬧了起來。
此時聽了段澤濤的話那些死者的家屬們就有些動搖了，其中一名帶眼鏡的中年男子有些猶豫地對段澤濤問道：“你真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你說話能算數嗎？！你能滿足我們的要求嗎？！……”，其他死者家屬們也紛紛七嘴八舌附和道：“是啊，你能做主不，我們要找能做主的！你可別像開始那幾個人一樣忽悠我們！……”。
段澤濤微微一笑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也是普通人，我不需要冒充，我身邊這位是省人民醫院的院長，你們應該都認識吧，他可以幫我作證，我向大家保證我說的話一定算數，你們的一切合理合法的要求都會得到滿足，但前提是你們必須馬上停止不理智的過激行爲，選出代表來，大家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好好溝通……”。
這時一名滿臉兇相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叫了起來，“當官的都靠不住！大家別聽他花言巧語，我們的要求很簡單，每個死者賠償100萬元，少一分錢都不行！答應了，我們立馬走人！不答應，我們就要鬧到底！……”。
這彪形大漢一喊，他旁邊的一羣人也跟着喊起來，而那些中年婦女也停止了假惺惺的哭泣，開始潑婦罵街式的謾罵，給他們這麼一煽動，本來已經平靜下來的死者家屬們又衝動起來了，齊聲喊道：“對，每個人賠償100萬！否則一切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