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確實有點兒把老闆的錢不當成錢的意思，做出來的方案雖然比較合理，但是補償標準就把陳明洛給嚇了一大跳，按照這個方法來進行補償的話，陳明洛自己都要破產了。
不過香港人在陳明洛提出異議之後，還非常堅持地表示，這個補償標準已經很低了，並不算過分。
“你們香港人和我們內地人是不同的——”陳明洛不得不解釋一下，“你們吃的豬肉都是精挑細選的，我們只能吃瘦肉精養大的豬，你們的食品都是按照國際出口標準嚴格控制的，我們要忍受成百上千種添加劑的毒害，你們拿上萬的月薪，我們這裡只有幾百，這樣的差距，你覺得你們做出的標準合適嗎？”
香港人研究了一陣子，然後又參考了兩地工資標準什麼的，又去把數字修改了一番，這纔算是得到了陳明洛的首肯。
春節之前，陽朔重機的中高層領導們召開擴大會議，並有數百名來自陽朔重機旗下企業的工人代表們參加，討論了這一套改制工作方案，除了在幾個問題上提出了修改意見意外，別的地方基本上沒有大動，算是圓滿地完成了第一階段也就是準備階段的工作。
陳明洛對此感到比較滿意，這節省了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可以爲下一階段的資產重組做好準備，明宇集團計劃拿出二十個億來，整合陽朔重機的優質資產，然後打包上市。
初步的想法就是，將陽朔重機目前的十萬職工進行精簡，大概留下六萬人從事主業，剩下的四萬人則進行區別對待，將陽朔重機的很多副業進行拍賣，以比較優惠的價格轉讓給這些人，形成多個爲陽朔重機提供配套服務的中小型企業。
通過適當的補償，將陽朔重機的負擔給減輕，職工隊伍年輕化，務求得到突破。
至於其他的一些服務性部門，比如說醫院和學校、商業性機構等，陳明洛並沒有簡單地通通推向社會，而是將公益性部門保留下來，重新進行競聘上崗，落選者給予補償推出原單位。
這麼操作之後的部門，留給一部分資金，任其自行運營，但是對其業務範圍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小病什麼的對企業職工只收取少部分費用，並推行重大疾病保險制度。
而學校的問題則比較複雜，初步的想法就是將學校轉交給地方之後，由企業對內部子弟進行適當的教育補貼，確保其能夠在義務教育階段上得起學，讀得起書，至於上高中或者大學之後成績優異但是家庭困窘的學生，企業則可以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其渡過困境。
這麼一番折騰下來，大家都覺得比自己的心理預期要好了很多，因此方案很快就獲得了高票通過。
不過，對於大集體企業的補償，是單另列出來的，陳明洛初步算了一下，大概需要兩個多億的樣子，就能夠比較容易地解決問題，應該說代價還不算是很高的。
即使是對於這一部分人，其實細分起來也各不相同，因爲這裡面有一半兒以上的職工實際上已經脫離單位很久了，或者出去經商了，或者去打工了，或者就壓根兒找不到了。
所以對他們，陳明洛就選擇了重災區高額補償，普通人一次性買斷或者企業交足養老保險等兩種不同方式的選擇來解決這個問題，省得以後再有什麼麻煩。
這樣一來，其實問題就容易解決多了，選擇權放到職工們的自己手中，選什麼都是他們自己做出的，企業這邊兒給的條件是很寬鬆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快速做出決定，不能耽誤陽朔重機的改制工作進程。
其實改制工作當中，最難搞定的往往就是中高層這一塊兒，但是陳明洛出了絕招兒，現在大部分的中高層都有把柄捏在陳明洛的手中，屁也不敢放一個，所以這事兒就變得好辦多了。
畢竟，作爲普通職工來說，訴求是比較低的，只要不是砸了他們的飯碗，問題都不大。
陳明洛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矛盾，所以辦起事兒來才無往而不利。
電視臺這邊兒，因爲受到了蕭名學的充分肯定，所以雪萌也比較上心，經常往陽朔重機這邊兒跑，對改制工作的進程做一些採訪，在陽朔電視臺的欄目中做了一個系列訪談什麼的，主要是針對下崗工人啊、社會困難羣體、普通職工、中層管理人員進行訪談，效果都還不錯，收視率挺高的不說，甚至也得到了央視的充分關注。
當然了，這樣的曝光率，也讓很多人對陳明洛的做法感到有些不能理解。
國內的企業改制工作，一般都是神神秘秘的進行着，即便是到了最後的實施階段，對於大部分職工都是近乎於保密的，只是在關鍵之處提示一下，具體的條款什麼的，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宣，這種行爲是最常見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當陽朔重機如此高調而且公開地討論改制工作，同時跟社會上一些學者們探討得失利弊的時候，就有很多國企領導認爲這麼做是在作秀，很難得到實際貫徹，因爲這麼做下來的話，領導層沒有多大的油水可以沾，自然企業難以有前進的動力。
對於這樣的質疑，陳明洛在跟雪萌交流的時候，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其實麼，所謂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而已，只不過說得比較好聽一些而已。”陳明洛對雪萌說道，“既然是利益再分配，那麼就有一個誰多誰少的問題。廠子就是這麼大，資產就是這麼多，誰不想要多分一點兒呢？”
雪萌問道，“現在很多人，都提出了疑問，認爲陽朔重機的管理層在改制工作中得到的利益太少，這麼做不利益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也沒有體現多年來他們對於企業的貢獻。”
“這一點我是不能夠認同的——”陳明洛表示道，“主觀能動性是可以調動的，但是不能在改制的過程中通過利益分配的傾斜來調動，既然是要調動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那就是要在改制之後，通過利潤分配來實現這個訴求，你先得了利益，那還怎麼來調動積極性？至於說貢獻什麼的，假如真的有那麼大貢獻，企業至於被折騰成如今這模樣兒嗎？”
“還有一個問題，很多領導都認爲陽朔重機的改制工作過程有點兒太公開了，不利於開展工作，這個陳總你是如何來看待的？”雪萌又問道。
“這是胡扯，公開是民主的基礎，怕公開的，都是些什麼人？不是貪官污吏，就是腐敗分子，只有這樣的人才會害怕公開。陽朔重機的改制，就是要杜絕這些問題，自然要徹底公開。”陳明洛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比較惱火兒的。
說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涉及到了企業改制中的一些貓膩的，所以很多人都將公開了整個過程及詳細方案的陽朔重機當成了眼中釘肉中刺，主要就是陳明洛這麼一搞，很多人竊取國有資產的想法，就化爲泡影了。
雖然說，國有企業改制是從戰略上、整體上盤活國有企業的重大舉措，也是適應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但是，一些地方的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由於操作不規範、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如何加強對國企改制的規範、監督管理，防止國有資產繼續流失，確保國企改革順利進行，也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突出問題。
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就是改制工作中的暗箱操作手段比較多。
一些地方在處理中小國有資產產權時，不是採取向社會公開出售，而是搞暗箱操作，單軌運行，缺乏透明度。
企業賣多少價由少數人說了算，實際上事前已經達成了相當默契。
有些甚至是內部少數領導人入股，坐莊，內外勾結、套購，坐收漁利或轉手倒賣，而成爲實質上的“炒企業”。
有的地方領導急於升官而製造政績，都想盡快甩掉中小國有企業包袱，不惜犧牲國有資產，投資幾個億的企業，幾千萬就賣了，價值幾百萬的企業，幾十萬就賣了。
而有些領導在收受了收購方好處後，採取各種方式，故意壓低產權出讓價格，有的地方在出售國有企業產權時，不給競爭者以平等的機會，領導想賣給誰就賣給誰。
“比如前不久，江南省就發生了一家市屬企業有五位老闆競購一家國有企業，結果出價八千萬的沒有成交，而出價低於兩千萬的卻將企業收購到手。對此，主管部門的解釋是，出於對這位老闆的信任和這家廠子發展前景好，產品暢銷。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陳明洛說道，“諸如此類的在產權交易中搞暗箱操作，不僅損害了企業職工利益，引起了職工的強烈不滿，人爲製造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而且也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雪萌一邊兒聽一邊兒做記錄，就覺得陳明洛揭示這些問題的時候，真的是正氣凜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