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從美國回來後的第三天，韋伯又來了。
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但在來之前，楊平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郵件。發件人是韋伯，郵件寫得一絲不苟，典型的德國風格——標題、稱呼、正文、附件，每一項都整整齊齊：
“楊教授，關於我下一次訪問的補充說明。”
楊平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心裡就覺得不太對勁。正常人的郵件標題是“我下週來”，韋伯寫的是“關於我下一次訪問的補充說明”，像是律師在起草合同。
他點開郵件，正文如下：
“尊敬的楊平教授，我計劃於下週三再次訪問貴所。本次訪問的學術目的與上次相同：繼續學習您團隊的最新數據，並進一步討論原細胞激活的分子機制。此外，德國電視二臺計劃拍攝一部關於‘脊髓損傷修復的科學前沿’的紀錄片，他們希望在我的訪問期間進行部分拍攝。我已明確告知攝製組：所有拍攝必須事先獲得您和您團隊的書面同意，不得影響正常的科研工作，不得拍攝任何未經許可的實驗內容，不得在未經患者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拍攝患者的面部。攝製組負責人將在抵達前與您直接溝通，確認所有細節。如果您不同意，攝製組不會出現。我本人也尊重您的決定——科學紀錄片的拍攝不能以干擾科學本身爲代價。”
楊平讀完這封郵件，思考許久，這就是韋伯的風格，也是所有老派德國科學家的風格，先把規矩定好，再談事情。不搞突然襲擊，不玩驚喜，不把“我帶了攝製組”當成一個既成事實來逼你接受。而是提前溝通、充分協商、徵求同意。讓人覺得被尊重，而不是被綁架。
他把郵件轉發給曼因斯坦，附了一句話：“德國人做事，就是這個風格？”
曼因斯坦的回覆很快：“是！韋伯是典型的舊式德國教授。衣服可以穿得隨便，規矩不能隨便。他說‘攝製組不會出現’，那就是真的不會出現，不是客套。”
楊平給韋伯回覆了郵件：“韋伯教授，攝製組可以來。但必須在抵達後簽署一份拍攝協議，明確拍攝範圍、使用權限和保密義務。楊平。”
週三上午，黑色商務車再次停在研究所門口。後面沒有跟着裝滿器材的麪包車，攝製組提前一天就到了南都，自己找了住處，今天自己開車過來，站在研究所門口等着。
韋伯從車上下來，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衝鋒衣，戴着一頂棒球帽。他身後跟着四個人，兩個攝像師，一個錄音師，一個製片人。沒有人扛着機器直接衝上來拍，所有人都站在車旁邊，等着。
“楊教授！”韋伯走過來，跟楊平握了手，“攝製組的人在外面等着，你的拍攝協議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唐順握住韋伯的手。
韋伯跟攝製組的人用德語溝通了幾句，然後說：“他們只派一個製片人做代表跟我們上樓，其餘人暫時留在樓下，等我們簽好協議他們再上來。”
德國人還是挺有紀律的嘛，楊平看着這些正在清點器材的德國佬不禁想。
等到了研究所的辦公室，唐順拿出協議遞給他：“中文和德文對照版，您先看看。”
韋伯接過去，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每一條都讀得很認真，像在讀一篇論文。讀完點了點頭，轉身走向攝製組的代表。他用德語對他說了一段話，大意是：這是拍攝協議，你先看，同意就簽字。不同意就回去，不拍了。代表接過協議仔細看了一遍，點了點頭，從包裡拿出一支筆簽了字。
韋伯把簽好的協議拿回來，遞給楊平：“可以了嗎？”
“可以了，先看數據？”
“先看數據。”
楊平走進研究所的會議室，韋伯跟在後面。
製片人去樓下將攝製組的人叫上來，不過說好了先看數據的時候不拍。他們去樓下把器材從車上卸下來，搬到實驗室的走廊的角落裡，整整齊齊地碼在牆邊，然後等着。沒有人催促，沒有人不耐煩。
韋伯在會議桌前坐下來，曼因斯坦把最新的數據擺在他面前。陳建國過去兩週的站立記錄，從六分鐘增加到了七分半。新一批小鼠模型的機制研究結果，化學遺傳學清除實驗的數據出來了：清除了原細胞之後，功能恢復確實部分逆轉了。還有漢娜從德國寄來的那批數據，交叉驗證分析已經完成，和曼因斯坦團隊的發現高度一致。
韋伯看到清除實驗的數據時，動作明顯慢了下來。他把那張圖表拿起來，對着光看了很久，然後放下。“這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昨天！”曼因斯坦說。
“重複了幾次？”
“三次，結果一致。”
韋伯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曼因斯坦，你知道這個數據意味着什麼嗎？”
“知道！因果關係成立了。”
韋伯沉默了片刻：“你確定？”
“確定！原細胞機制激活是功能恢復的必要條件，清除之後恢復就停了，這是你要的因果關係證據。”
韋伯沒有再說話，他拿起那張圖表又看了一遍，然後放下。他的表情很平靜，但曼因斯坦注意到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收緊了。這種微小的身體語言他太熟悉了。一個做了五十年科學研究的人，在看到自己等待了很久的證據時，不是歡呼，不是流淚，是握緊手指。因爲他知道，這個證據不是終點，是起點。
“我很激動，但是現在我不知道說什麼，曼因斯坦，有時候就是這樣，它明明就出現在我們眼皮子底下，但是我們什麼也不知道，現在回頭看，它居然曾經出現在我的實驗室中，我什麼都沒看出來……這樣看來，幹細胞理論和三維空間導向基因理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理論的局部，一個在研究它成爲什麼，一個研究它出現在哪裡，結合起來纔是完整的，它在哪裡成爲什麼，這纔是真諦所在。”
韋伯一時無法組織完整的語言，只能這樣跳躍式的表達。
下午攝製組纔開始拍攝。
製片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德國女人，剪着短髮，說話乾脆利落。她走到楊平面前，遞了一張名片。“楊教授，我們今天下午的拍攝計劃是：康復訓練室二十分鐘，動物房二十分鐘，還有中國團隊和德國團隊的對話……您覺得可以嗎？”楊平想了想：“康復訓練室可以，但不能拍病人的臉。陳建國同意被拍背影和側面。動物房可以，但不能拍實驗操作，對話？。”
“拍你們討論科學，不需要刻意表演，就像平時那樣說話，我們會盡量不打擾你們，當然，按照協議，我們不會拍您。”
楊平看了曼因斯坦一眼，曼因斯坦聳了聳肩，意思是“你自己決定”。
“好！但有一條，如果我覺得不合適，隨時叫停。”
“當然！按照協議，整個拍攝過程你隨時可以叫停或提出刪除內容。”
康復訓練室裡，陳建國正在做站立訓練。他扶着平行槓，兩條腿站得很穩，比上週又穩了一些。李姐站在旁邊，手裡拿着毛巾。攝製組進來的時候，陳建國沒有回頭，繼續站着。
製片人走到李姐面前，用英語輕聲說了幾句話，曼因斯坦幫忙翻譯，李姐搖了搖頭。製片人點了點頭，退到牆角。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溝通、拒絕、接受，乾脆利落，沒有任何糾纏。
攝像師開機了，鏡頭對準的是陳建國的背影。他的肩膀很寬，腰背挺得很直，兩條腿雖然還在微微發抖但穩穩地踩在地上。這個畫面沒有臉，只有一個人的背影。一個正在重新學習站立的背影。
拍了幾分鐘之後，製片人喊了停。攝製組安靜地退出了康復訓練室，把門輕輕帶上。
韋伯站在走廊裡，看着這一幕。
動物房是最後一站。
弗裡茨正在給M7梳毛。攝製組進來的時候，他頭都沒擡，繼續手上的活。製片人走過去，用德語說了幾句話。弗裡茨簡短地回答了一個詞，楊平沒聽懂，但從語氣判斷是“可以”。
攝像師開機了。這一次鏡頭沒有刻意避開什麼，弗裡茨的手、M7的毛、籠子的欄杆、檯燈的光。M7趴在籠子裡眼睛眯着，後腿在鏡頭前蹬了一下，像是在打招呼。
“就是它？”韋伯問。
“就是它！”曼因斯坦說，“它叫M7。”
韋伯在籠子前面蹲下來，看着M7。M7睜開眼睛，歪着頭看着他，然後伸出手，穿過籠子的縫隙，手指張開。
韋伯愣住了，他沒有伸手去握，而是轉過頭看着曼因斯坦。“它這是在做什麼？”
“它在等您握他的手。”
“它認識我？”
“它不認識您，但它認識善意。誰對它好，它就知道。它分不清諾獎得主和普通人，但它分得清誰是帶着善意的。”
韋伯轉回去，看着M7伸出來的那隻手。過了幾秒鐘，他伸出手，輕輕地握住了M7的手指。M7搖了搖，像是在說“你好”。韋伯忽然笑起來，那個笑容裡沒有任何矜持，一個七十多歲的諾獎得主蹲在猴子的籠子前面，笑得像個孩子。攝像師把這一幕拍了下來，鏡頭穩得出奇。
“M7會載入醫學史冊的！”韋伯盯着M7，自言自語地說，站起來的時候腿蹲麻了，晃了一下，弗裡茨扶了他一把。“謝謝。”韋伯說，然後轉向楊平。“楊教授，我要跟你合作，不，我意思是……曼因斯坦，你幫我說，我的意思說，這個課題很宏大，我可以做點什麼，比如在幹細胞方面的研究，就是……我爲楊教授工作。”
“打工！對，教授，韋伯說他要爲你打工！你分配一點工作給他的團隊做，他可以做幹細胞方面的研究。”
楊平看着他：“韋伯教授，您確定？”
“我確定！我雖然七十多歲了，但是身體還是很棒的，你不用擔心我的健康。”
楊平沉默了片刻：“好！合作！”
“打工，是打工！，教授！”曼因斯坦糾正。
韋伯伸出手，楊平握住。M7趴在籠子裡，看着這兩個人類，又伸出了手。沒有人握它的手，它等了一會兒，自己縮了回去，翻了個身繼續睡，似乎很不高興，感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冷落。
那天晚上韋伯沒有住酒店，他在研究所的值班室裡住下了，說“明天一早還要看數據，住酒店浪費時間”。楊平讓人準備了硬一點的牀墊和蕎麥枕頭，老年人睡硬板牀對腰好。
曼因斯坦送韋伯去值班室，韋伯接過去說了聲謝謝，然後關上了門。曼因斯坦站在門口看着那扇關上的門，想起了很多年前，韋伯在德國的實驗室裡，他站在門外等了很久想請教一個問題。門開了，韋伯探出頭來看了他一眼，說了句“我現在沒時間”，然後把門關上了。那是第一次。現在是第二次，門關上了，但這一次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曼因斯坦離開研究所的時候，特意去康復師看了一下，康復訓練室的時候透過玻璃窗看了一眼，陳建國不在，李姐也不在。牆上那張紙，便籤條又多了幾張。“建國今天站了七分半”“曼因斯坦教授明天見”。
他站在門口看着那些花花綠綠的便籤條，沒有進去。這些字不是寫給他看的，是寫給未來看的。幾年後、十幾年後，當陳建國已經能自己走路了，回頭再來看這些便籤條會一種什麼感覺。
動物房裡弗裡茨還坐在M7的籠子旁邊，手裡拿着那本翻了很多遍的書，檯燈的光落在書頁上。M7趴着，眯着眼，後腿在夢中蹬了一下。
弗裡茨輕聲說了一句德語，沒有人聽到他說了什麼，除了M7。M7在夢裡又蹬了一下，像是聽懂了。
M7，它會載入醫學史冊的！曼因斯坦在嘴裡重複今天韋伯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