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幹細胞研究學會主席的那封郵件，在楊平的收件箱裡躺了三天才被回覆。
不是楊平故意拖延，是他不知道該怎麼回。“如果您有時間，我想來中國當面和您討論”，一位在幹細胞領域耕耘了近半個世紀的老科學家，近八十歲，諾獎得主，全世界幹細胞研究的活化石，說要飛過大半個地球來和你“當面討論”。這不是客套，這是認真。
楊平回覆了五個字：“歡迎，時間您定。”
對方的回覆更快：“下週三，我和我的兩個學生一起過來，請允許我參觀您的實驗室，並見一下那位志願者。”
楊平把這封郵件轉發給曼因斯坦，曼因斯坦看完之後，表情有些複雜。
“你認識他？”
“認識，三十多年了！”曼因斯坦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赫爾曼·韋伯，七十八歲，諾獎得主，幹細胞領域的奠基人之一。我在德國的導師和他很熟，我年輕的時候在學術會議上見過他很多次。”
“你們關係怎麼樣？”
曼因斯坦沉默了片刻。“他是我前輩，我一直很尊敬他，但他對我的……風格，一直不太滿意。”
“什麼風格？”
“太犀利！”曼因斯坦笑了一下，帶着一點自嘲，“他認爲科學應該嚴謹、保守、一步一步來。他認爲我說話太絕對，批評別人太直接，下結論太快。”
楊平看着他，這是曼因斯坦第一次主動提起別人對他的負面評價。這個德國人從來不在意外界的看法，拒絕採訪時乾淨利落，被質疑時只用數據說話，學術界很多人都怕他。
楊平點了點頭。“那這次他來了，你打算怎麼跟他相處？”
“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數據是數據，交情是交情。”
曼因斯坦拿起手機，給康復訓練室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李姐，曼因斯坦說明來意之後電話那頭沉默一會，然後陳建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誰？國際什麼學會的主席？諾獎得主？來就來吧。正好讓人家看看，曼因斯坦教授的方法在我身上有沒有效。”
接下來的幾天，整個團隊都在爲這次來訪做準備。不是準備接待，是準備數據。曼因斯坦把所有關於原細胞修復的證據整理成一個文件夾，M7的電生理記錄、M8的免疫組化照片、M21的單細胞測序結果、陳建國的腦脊液檢測報告、感覺平面下降曲線、肌力恢復時間線、站立時長變化圖，每一份數據都標註了日期、條件和原始數據的位置。“韋伯不會相信任何沒有原始數據支撐的結論。他在這個領域做了四十年，見過太多包裝精美的假數據。我們要給他看的不是結論，是證據。結論可以包裝，證據不能。”
楊平把那篇綜述的最後一部分又改了三遍。第三部分的標題從“未來展望”改成了“一個可檢驗的猜想”，又改成了“統一假說：分化與遷移的同源調控”。最後定稿的版本，標題下面只有一行字：
“我們提出，細胞的分化命運與空間位置在分子層面受同一套信號網絡調控。這套網絡在胚胎髮育中協調組織構建，在成體損傷後可被特定的微環境信號重新激活，介導內源性的組織修復。”
楊平把這段話念了幾遍，確認每一個字都是他自己真正相信的，然後保存了文檔。他打算將這個理論向世界開放，所以必須儘量謹慎，以免誤導參與進來的研究者。
下週三，來訪者準時到達。
楊平本來想去機場接，韋伯的助理堅持不要。“韋伯教授自己租了車，導航過去，他不喜歡麻煩別人。”楊平沒有繼續堅持。他聽說過韋伯的作風，這位老先生七十多歲了，出差從不帶助理，一個人拖着行李箱坐經濟艙，到了目的地自己租車開去酒店。有人說這是作秀，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韋伯從年輕時就這樣，不是作秀，是真的不耐煩被人伺候。
上午十點，一輛黑色商務車停在研究所門口。車門打開，先下來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揹着雙肩包，目光銳利，一看就是那種在頂級實驗室裡被訓練出來的博士後。然後一個頭發全白的老人從車上下來。個子不高，穿着一件灰色的夾克，手裡拎着一箇舊公文包，看起來像任何一個退休的大學教授，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曼因斯坦站在門口，看到這個老人的第一眼，腰不自覺地挺直了一些。不是緊張，是尊重。赫爾曼·韋伯，幹細胞領域的活教科書。曼因斯坦讀過他幾乎所有的論文，在學術會議上見過他無數次，但真正面對面的交談不超過十次。每一次，韋伯都會用一種審視的目光看着他，像一個嚴厲的老師在看一個聰明的壞學生。
“曼因斯坦！”韋伯走過來，伸出手，用的不是英語，是德語。
“韋伯教授！”曼因斯坦也用德語回答，握住他的手。
兩個人的手握了不到一秒就鬆開了，乾脆利落，沒有什麼多餘的情感交流。韋伯的目光越過曼因斯坦的肩膀，看到了站在他身後的楊平。
“這位就是楊平教授？”
“是！”曼因斯坦側過身，讓出位置，“楊教授，這位是赫爾曼·韋伯教授。”
楊平走上前，伸出手，韋伯握住，這一次握得比剛纔久一些。他用英語說：“楊教授，你的論文我都讀過了，幸會，醫學界沒想到能夠出您這樣的天才人物。”
楊平看着他：“過獎了，只不過運氣好一點。”
韋伯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中國人總是含蓄謙虛。”
韋伯沒有寒暄天氣或旅途，之類的客套話。他直截了當地說：“楊教授，你的那篇綜述，最後一頁的猜想，有多大把握？”
楊平看着他：“我現在回答你，你會信嗎？”
韋伯又愣了一下，這是他在學術會議上問了無數次的問題，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很大把握”“初步數據支持”“我們正在驗證中”——全是套話。從來沒有人反問過他“你會信嗎”。
“不會！”韋伯老老實實地回答，“所以我帶了兩個學生來，讓他們自己看數據。”
“那就先看數據。”
楊平帶着韋伯和他的兩個學生直接去了會議室。曼因斯坦已經把所有的數據按照邏輯順序排列好了，從M7到M8到M21到陳建國，從動物到人類，從急性到陳舊到非靶向。桌面上攤着幾十張圖表和照片，每一張旁邊都貼着標註了日期和條件的黃色便籤紙。
韋伯坐下來，從第一張開始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張都要花好幾分鐘，有時候會拿起放大鏡對着顯微照片看很久，然後問身邊的學生：“你看到這個了嗎？”學生湊過去，點頭或搖頭。韋伯不說話，繼續看下一張。
曼因斯坦站在旁邊，看着韋伯翻閱那些數據，心裡涌起一種奇怪的感覺。十年前，在德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韋伯聽完他的報告後當衆說：“曼因斯坦博士，你的實驗設計很精巧，但你的結論走得太遠了。科學不是百米衝刺，是馬拉松，跑得太快會摔跤。”
當時曼因斯坦非常反感韋伯，覺得他總是自以爲是，他根本不懂天才的自己是怎麼想的。
現在韋伯坐在這裡，他已經沒有那麼多的反感。
兩個小時後，韋伯看完了最後一張，陳建國的腦脊液細胞塗片照片。他把放大鏡放下，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
“曼因斯坦。”
“在！”“你確實有走得快的資本。”
曼因斯坦沒有說話。
韋伯轉向楊平：“楊教授，你們的數據是乾淨的。我不能說我完全相信你們的結論，因爲‘相信’這個詞太重了。我能說的是，你們的數據支持你們的結論。而且，你們的猜想很有想象力，至少超出我的想象力。”
“但是？”楊平替他說出了那個沒出口的詞。
韋伯看了他一眼。“但是，你們的猜想還沒有被證明。你們看到了相關性，微環境改變與原細胞激活相關，原細胞激活與功能恢復相關。但因果關係呢？你們怎麼證明是原細胞激活導致了功能恢復，而不是功能恢復導致了一些細胞跑來湊熱鬧？機制？這纔是最難的。”
曼因斯坦想開口，楊平按住了他的手。
“韋伯教授，你說得對，因果關係還沒有被嚴格證明。我們下一步的實驗設計就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用化學遺傳學的方法，特異性地清除被激活的原細胞，看功能恢復會不會被阻斷。如果清除了之後恢復停止了，那就證明因果關係成立。”
韋伯沉默了片刻。“這個實驗設計需要多少經費？”
“大概一千萬美元左右。”楊平回答。
“我回去幫你找找資金。”
“不，謝謝，我們有足夠的資金。”
韋伯揉了揉眼睛，現在中國這麼豪橫嗎？他有點不相信。
下午，韋伯提出要見陳建國。
楊平帶他去了康復訓練室。陳建國正在做站立訓練，李姐站在旁邊，手裡拿着毛巾。韋伯站在門口沒有進去，透過門上的玻璃窗看着裡面。
陳建國扶着平行槓，兩條腿微微顫抖但穩穩地站着。他的目光看着前方的牆壁，表情專注，像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站。韋伯看了大概五分鐘，然後轉身問楊平：“他站了多久了？”
“第一次獨立站立是術後第四十週。現在術後第四十八週，能站五分鐘左右。”
“損傷節段？”
“胸髓第五節，完全性，傷齡十一年。”
韋伯點了點頭，沉默了片刻。“楊教授，我有個學生。五年前出的車禍，頸髓損傷，高位截癱。從肩膀以下都不能動。她受傷的時候才二十四歲，剛博士畢業。現在她還活着，還在做科研，用嘴咬着一根棍子敲鍵盤，發了好幾篇論文。她從來不抱怨，從來不放棄。但我每次去看她，心裡都很難受。我不是難受她坐輪椅，她自己都不難受，我難受的是我做了五十年的研究，卻幫不了她。”
楊平沒有說話。
“我今天來之前，她跟我說了一句話。她說——老師，你去看看楊教授和曼因斯坦教授的理論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再等等。”韋伯的聲音終於有了一絲顫抖，不是很明顯，但楊平聽到了。
楊平看着他：“韋伯教授，我不能保證你的學生能站起來。但我可以保證，我們不會停下來。不是爲了證明誰對誰錯，僅僅是追求未知知識。”
韋伯伸出手，和楊平握了握。他轉身走進了康復訓練室。陳建國看到他進來沒有鬆手，繼續扶着平行槓。
“陳先生，我是赫爾曼·韋伯，從德國來的。”韋伯用帶着濃重口音但能聽懂的中文說，“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您問！”
“你每天站多久？”
“五分鐘左右。”
“累嗎？”
“累！”
“爲什麼還要站？”
陳建國想了想：“因爲我想走出去，不是走多遠，就是走出去，走到門口，看看外面的太陽，我在輪椅上待了十一年，夠久了。”
韋伯沒有說話，站在那裡看着陳建國站完了最後兩分鐘。陳建國從平行槓上鬆開手，李姐走過來扶他坐回輪椅。他喘了幾口氣究的吧。
韋伯從康復訓練室出來的時候，楊平和曼因斯坦都站在走廊裡。曼因斯坦靠着牆，雙臂交叉在胸前，表情很平靜。
“曼因斯坦。”韋伯用德語說。
“在！”
“我以前說你走得太快，話說得太滿，結論下得太早，我現在不這麼認爲了。”
曼因斯坦沒有說話，韋伯繼續說：“你不是走得太快，你是走得太遠。遠到我們這些老傢伙看不到你的背影，還以爲你跑錯了方向。你從來沒有跑錯方向，你只是沒有等我們。”
曼因斯坦想說什麼。
“不用解釋，我不是在道歉，我是在陳述事實。”韋伯打斷了他，然後轉向楊平，“楊教授，我要改變我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原來的方向做了快四十年，沒有做出臨牀可用的東西。我要轉向你們的方向。”
楊平看着他：“你的實驗室，你的學生，你的經費，你自由決定。”
“我現在決定參與進來！”